□朱谷忠

我第一次见到稿费单，是20世纪60年代末。当时我读初中，因是多子女家庭，生活特别困难，经常交不足学费，连书包也没有，每天早上，书本一拿就往学校跑了。

有一天，我在学校传达室，偶然看到学生会主席领到一张稿费单，两块钱。原来是他给报纸写了一篇有关勤工俭学的报道。这让我真是羡慕得不得了，要知道，两块钱在当时能买不少东西。20世纪60年代，我虽然很少吃到猪肉，但见过人家卖猪肉，一斤八毛钱左右。其他就不细说了。我记得，我家只有过年时，才会去买两斤猪肉。我一算，他这两块稿费至少可买两斤半猪肉呢。因此，这两块钱在我眼里可算是“大钱”了。因为平时我还听说，大人们农闲给人打零工，一天的报酬也只有八毛、一块钱不等。由此我想，我能不能也学习学生会主席给报纸写点稿、挣点钱呢？

有了这个想法，我就经常在学校读报栏前读报，看看上面有什么文章，人家又是怎么写的。看了一两星期，觉得报上的文章，都比我平时写的作文要好很多，心里便有些畏缩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试写了几篇，结果连自己都不满意。正想打退堂鼓时，有一天，我忍不住又来到读报栏前，看到省报上发了一篇福州纺织女工刘萍(我至今还记得这个名字)写的家史，控诉旧社会资本家对她一家的残酷剥削与压迫。刘萍大姐的悲惨遭遇，让我读得心酸不已，眼泪都快滴到地上了。于是我心有所动，花了一天一夜，写了一篇读后感。写罢，改了一遍又一遍，终于偷偷给报纸寄去了。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天天往读报栏跑的我，终于看到自己的那篇文章在报上发表了。我瞪大眼睛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开头还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？于是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腿肉，顿觉得十分疼痛！我这才相信，这不是梦境，这是真的呀！激动中，我还看到，这篇文章题目下不但署有我的名字，连学校的校名也标出来了。当时，我的一位语文老师也看到了，他把报纸从读报栏取下，转贴到学校的中学生优秀作文栏里。毫无疑问，我在学校一下出了名，许多不同年级的同学都到我的教室窗口来看我，评头品足，窃议纷纷。最有意思的是一些往日和我吵过架互相记仇不说话的同学，从此一见面也主动跟我打起亲切的招呼。有一个平素就十分活跃的女同学，还偷偷塞给我一封信，希望跟她“交朋友”，其他还写了什么，我现在已记不清了。问题是，我那时还小，连什么叫“情窘未开”都不懂，更不知要怎么回复人家。有一次放学后，恰好和她同行，走了一大段路，好像都是她在夸我，而我只是听着，居然也没说什么，只在岔路上快分手时，才对她说了一句“谢谢你！”气得她狠狠瞪了我一眼，一扭头就跑了。

是的，我那时的确对女同学没有任何心思。天知道，那时的我，正一心一意地盼望能早日收到稿费单。因此隔三岔五就去学校传达室，询问有没有我的信件。三个多月过去，我终于收到了报社寄来的五元钱稿费。五元钱呀！我喜出望外，如获至宝，兴冲冲出了校门，到了邮局，掏出稿费单递进小窗口，却被告知取钱要有户口簿。于是转身出了邮局，一溜烟跑回家里，拿了户口簿又去邮局，终于领到钱了。出了邮局，我用手紧捂着放钱的口袋，感觉头顶的阳光分外灿烂。我想，现在应该干什么呢？对，肚子饿了。但我不是有福独享的人，加之平时就是学校有名的“小宋江”，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。于是又立即返校，招呼几个好伙伴，偷偷溜去街上的一家饮食店，要了一大盆卤面，让大家吃得额头冒汗，笑逐颜开。“作东”回家后，我得意地从怀里掏出两块钱交给母亲。却不料母亲紧紧捏着那两块钱，十分不安且孤疑地问我：“这钱哪来的？”

我如实告诉母亲这是我写稿得来的。但她完全听不懂，也不相信。随之解下围兜，紧紧攥住我的手，一路拖曳到了学校，找到班主任了解原委。班主任听了几句，立即笑了起来：“没错没错，这真是小朱同学写稿得来的报酬呢！”经过这一番解释，母亲这才放下心来。随之，她又拉住我的手，冲着老师笑着说：“哎呀呀，这太好了，我家小孩也能挣钱了！”

遗憾的是，回到家里，我口袋里剩下的零钱也都被母亲掏走了。不过，那年春节母亲给我的压岁钱，却比我哥、我姐、我弟多了二毛钱。